一、案情简介
原告陈某与被告徐某于2021年11月通过某APP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，二人自始至终仅通过互联网交流，未在现实中见面。
恋爱期间，陈某通过多种方式为徐某支出款项，2023年4月双方结束恋爱关系后，陈某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，要求徐某返还84952元，具体包含三部分支出：一是陈某向某平台充值的46968元，主张该款项系为徐某直播打赏所用；二是通过微信向徐某累计转账的23390.40元，转账备注多含“一见钟情喜欢你”“一生一世陪伴你”等情话，部分转账为“520”“5200”等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；三是为徐某购买手机、金手镯支出的20552元。
此外，徐某曾向陈某转账6199元，其中6000元系陈某委托徐某在某平台完成打赏任务的佣金，徐某已将该笔佣金返还。
二、法院审理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不当得利的成立需满足一方受有利益、他方受有损失、利益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、获利无合法根据四个条件，其中“无合法根据”是核心要件，原告陈某需对该要件承担举证责任。结合案件事实，法院对陈某的三项诉求逐一作出认定：
直播打赏款项：
陈某向某平台充值的46968元，系用于平台直播互动的虚拟道具消费。徐某作为主播，仅将虚拟道具作为流量评价符号，不享有道具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权，陈某与徐某之间就该笔款项未形成合同关系。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应对打赏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，且无法证明充值款项全部用于为徐某打赏，故其要求返还该笔款项的诉求，缺乏法律依据。
微信转账款项：
陈某向徐某转账的23390.40元，均发生在恋爱期间，转账备注带有浓厚的情感表达色彩，“520”“5200”等金额亦具备特殊含义。结合双方恋爱关系背景，该转账行为应认定为陈某为表达爱意、增进感情实施的一般性赠与，并非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，恋爱关系终止后，陈某要求返还，于法无据。
手机、金手镯款项：恋爱期间，一方为另一方购买手机、金手镯等价值未超出日常交往范畴的财物，属于一般性赠与。陈某为徐某购置上述物品的行为，符合恋爱中表达爱意的普遍情形，恋爱关系终止后，其要求返还赠与财物的诉求，法院不予支持。
综上，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三、法官说法
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网恋赠与纠纷，核心争议在于恋爱期间的财物支出，分手后能否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。结合案件审理，法官从以下三个维度作出释法：
（一）法律逻辑：不当得利与赠与的边界厘清
1.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
不当得利的成立，必须同时满足“一方获利、一方受损、因果关系、获利无合法依据”四个要件，其中“获利无合法依据”是核心。在恋爱关系中，双方的财物往来往往基于情感表达，具有明确的给付目的，这本身就构成了“合法依据”。因此，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，必须举证证明对方的获利缺乏法律或合同基础，而不能简单以“分手了”为由主张返还。
2.赠与合同的不可撤销性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，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。一旦赠与财产的权利发生转移（如微信转账到账、礼物交付），赠与人原则上不能撤销赠与。只有在受赠人存在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、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法定情形下，赠与人才能行使撤销权。恋爱关系的终止，并不属于法定的撤销赠与事由。
（二）社会情理：“一般性赠与”与“彩礼性质赠与”
1.一般性赠与
恋爱期间，一方为表达爱意、增进感情而进行的小额转账（如520、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数字）、购买日常礼物（如手机、首饰）等行为，属于一般性赠与。这类赠与的目的是维系情感，而非缔结婚姻，因此一旦交付完成，所有权即发生转移，分手后不能要求返还。本案中，陈某的微信转账和购买手机、金手镯的行为，均被认定为一般性赠与。
2.彩礼性质赠与
如果赠与的财物金额巨大，且有明确证据表明是基于“结婚”这一条件而给付的（如支付的“彩礼”“改口费”等），则属于附条件的赠与。当结婚这一条件未成就时，赠与的目的无法实现，赠与人可以要求返还。但在本案中，陈某的所有支出均无法证明是以结婚为目的，因此不适用这一规则。
（三）风险防范：理性对待网络恋爱与消费
1.警惕虚拟恋爱中的财产风险
网络恋爱具有虚拟性和不确定性，双方未在现实中见面，缺乏深入了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更应保持理性，避免大额财物支出。在进行转账或购买贵重物品前，应明确行为的性质和后果，切勿因情感冲动而忽视潜在的法律风险。
2.明确直播打赏的法律性质
直播打赏是用户与平台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，而非与主播之间的赠与关系。用户充值购买的虚拟道具，其所有权属于平台，主播仅能根据平台规则获得相应的收益分成。因此，用户不能直接向主播主张返还打赏款项，若要维权，应依据与平台的服务协议进行。
3.增强证据意识
若确实是以结婚为目的进行大额赠与，应通过书面协议、聊天记录等方式明确赠与的条件和目的。在日常交往中，也应注意保存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等证据，以便在发生纠纷时能够清晰地证明案件事实。
